◎錢理群
  為了參加《現代中國》終刊座談會,我特地翻出了我在“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現代中國》創刊座談會上的講話。那是1999年7月19日,距離今天(2014年7月11日),正好十五年。《現代中國》創刊顯然是為了倡導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因此,我的發言題目是:《我與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意思是表示:“我願意把自己(晚年)最後一程的學術生命獻給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我想寫20世紀‘中國故事’和‘我的故事’,兩者互為參照,互為補充,或許能夠成為一個體系”。十五年過去,應該說,我的這一計劃基本上完成了。這些年我陸續寫了《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歷史的另一種書寫》,寫了《我的精神自傳》和《我的家庭回憶錄》,把我想講的“中國故事”和“我的故事”講完了;我現在正在寫的《歲月滄桑》,講的是“1949年以後的知識分子的故事”,這就最終構成了我當年預期的“體系”。這就意味著,我晚年最後十五年的學術生命是和“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和《現代中國》聯繫在一起的,它至少構成了一個背景。這十五年的學術之路,就是這樣和在座的朋友一路走過來的,我因此心中自有一種感激之情,懷念之情。
  我從《現代中國》,還想起了《學人》,這都是平原主持的學術工程,我相信它是能夠進入學術史的。《學人》創刊是在政治風波以後,《現代中國》的創刊面對的是20世紀90年代洶涌而來的商業大潮。它表明,無論政治、經濟上發生什麼變動,我們這些志同道合的學院知識分子,都選擇了“學術的堅守”。無論外部世界多麼喧囂,我們都要堅守我們的學術信念、理想和良知,堅守我們內心的平靜和定力。我想,這就是《現代中國》的價值所在:它體現了一種學術堅守的精神。這是一個值得我們珍惜的傳統。《現代中國》可以終刊,學術堅守卻不能終止:任何時候,我們都要坐下來,靜下心來,扎扎實實地做學問,堅持學術的獨立與自由。我知道,在當下中國,當下中國學術界,當下的北大,要做到這一點,確實很難,很難。儘管很難,我們必須努力去做。否則,我們的學術命脈就要斷了。在這樣的時刻,我們來談堅守學術,大概是別有意義的。我要講的是,堅守學術,看起來好像是要作出犧牲;其實,根據我的體會,我們是更能從學術里收穫快樂和幸福的。
  我還想講講民間學術:《現代中國》就是推動民間學術的一個嘗試。這些年我一直在積极參与志願者活動;志願者組織的特點,就是它是“非政府性、非營利性”的“第三部門”。我們現在的學術,大概也有三種:國家、政府主持、引導的學術,為商業營利為目的進行的學術,還有就是民間學術,也可以說是學術志願者為了自身的精神需要進行的學術。生活在現實中國,我們當然很難拒絕國家學術,對國家支持的學術也要作具體的分析,不能一概抹殺;商業學術也很有誘惑力,學術大概也很難不言利。但不能沒有民間學術,那是超越功利的,更少限制與束縛的獨立自主的學術,因而是更能發揮學術想象力和創造力的。而在我看來,在當下中國的政治、思想、學術環境下,民間學術的空間雖然有壓縮的趨勢,但也並非完全沒有爭取、努力的可能。我曾經和教育界、學術界的年輕朋友說,今天的中國,確實不是教育與學術(特別是人文科學研究)“大有作為”的時代,但“小有作為,中有作為”還是可以做到的。關鍵是我們自己要去爭取,以韌性和智慧去創造條件。因此,我希望《現代中國》的終刊,也是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今天在這裡座談,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交接:《現代中國》主要是我們這一代學人(平原是我們中間最年輕,因而也是最有活力的)主導的,現在我們已經大體上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以後主要是最後完成和完善自己;今後的學術,特別是民間學術,就要仰賴出席今天座談會的主要成長於20世紀80年代的這一代學人來承擔和推動。我們當然會繼續關註、支持你們,但路主要還是要靠你們自己去走。你們不僅會繼續遭遇我們這一代人所承受的政治與經濟的壓力和誘惑,還會遇到與我們不同的新的問題與挑戰。這也是我經常講的,每一代人都會有自己的問題(也包括自身的弱點與不足),但也總能自己去解決,最後很好地接了班,推動社會與學術的不斷前進。——這大概就是我今天最想講的話,送給在座的比我們年輕的朋友的祝福。
  (本文作者為《現代中國》編委、北大中文系教授)  (原標題:無論怎樣難也要堅守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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